儿童视野与当代文学“历险记”叙事的新变

薛双娴

西方文学中很早即出现了游历冒险小说，而地理大发现之后，“流浪汉小说”“冒险开拓小说”和“游历游记类小说”等则呈现了非常丰富的样态。《鲁滨逊漂流记》《巨人传》《金银岛》就是其中最富盛名的作品，它们恰如翻涌的海潮一般席卷欧美大陆，风靡一时。这些游历冒险小说与中世纪的“騎士小说”乃至西方文学的奠基之作《奥德赛》之间构成了一个文学谱系，它们共同的叙事模式是历险记叙事，即主人公在跋山涉水的过程中克服种种困难，最终获得成长。几乎在同一时间点，中国也出现了较为成熟的历险记叙事，《西游记》《西洋记》和《镜花缘》等小说就是代表作。中国的历险记叙事根植于远古神话传说和文人游记散文的沃土之上，与西方历险记叙事所强调的个人的巨大作用相比，中国的历险记叙事则渲染出一种群体历险中抗击挑战的集体伟力。但二者的人物设置也以高度的完成性和传奇性为特点，呈现出鲜明的类型化特征。

在新生的国家机器面前，历险记叙事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它一方面以集体群像的形式打造出一系列具有强烈感召力的英雄人物供人崇拜，另一方面预设出一个困难终将被克服的闭环结构，许下光辉未来的承诺。历险记叙事内部的成长性也为意识形态的进一步规训行为创造了契机，“人物既具有传奇的命运，同时又必须体现在革命历史中的‘成长——因为只有描写出其成长的履历，才能体现‘党的作用。”《创业史》中的梁生宝，《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三家巷》中的周炳都是在成长过程中逐渐被意识形态塑形和改造的典型人物。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成年革命者形象而言，“十七年”时期和“文革”时期对未成年革命者的形象塑造更为单一化和模式化。在《小兵张嘎》和《闪闪的红星》这两部作品中，未成年革命者张嘎和潘冬子在痛失亲人之后主动融入革命力量，并且被迅速地成人化、英雄化和去欲化，儿童本性荡然无存。历险记叙事中的儿童以“革命接班人”的姿态走上舞台，在敌我分明的二元思维指导下，走上战场冲锋陷阵，“在战争题材中，孩子的游戏被置换成‘打仗的模仿”。（叶志良语）儿童丧失了游戏的能力，成为革命的工具，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的历险成为国家解放和革命进程中的一片雪花。在时代高涨的革命热情中，儿童世界缩略为成人世界的倒影，并无差别地要求儿童也成为英雄，构建起儿童的革命神话。国家意识形态干预下的历险记叙事，其中的困难和障碍被等同于阶级斗争和民族革命过程中遇到的艰难险阻，终至于渐渐被革命叙事收编。

历险记叙事具有新奇性、陌生性和惊险性的特点，这使致力于异境书写的游历冒险小说，在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上摆脱了现实环境的束缚，表现出相比于日常生活的异质性。革命叙事对历险记叙事的吸收和改造，将其中的异境描写直接嫁接到革命的热土之上，并且无限放大了其中的胜利书写和大团圆结局。直至八十年代中后期，历险记叙事才真正挣脱出革命叙事的影响和控制，这一转变与儿童视野的重新发现不无关系。儿童世界充满了非逻辑和非理性因素，为作家提供了新的创作领域。儿童往往从自己的角度出发，重新编排自己周围的世界，使之以自己更喜欢的面貌呈现出来。在弗洛伊德看来，游戏作为儿童主要的自发行动，是他们调节和平衡本我与超我之间矛盾的机制。当儿童沉浸在游戏世界中时，就自动脱离了现实世界的束缚，尽情地宣泄本我。作家在选取儿童视角切入历险记叙事的同时，他“现时成年人的身份，对童年视角的叙述形成一种干预”（钱理群语），也就是说，作家在成人身份的影响下，不可避免地在文本中悬置起一个成人视角。两个视角在不断分裂交融的过程中，使得叙事者身份被复杂化、丰富化和多层次化，叙事的张力因此而生。另一方面，童年时期的暴力崇拜和英雄情结也为他们走上历险的征程提供了心理基础，弗洛伊德曾在《性欲三论》中指出：“残忍容易进入儿童的天性，因为使征服本能在即将对别人造成痛苦时就停下来的那种障碍——也就是怜悯的能力——发展地比较晚……可以认为，残忍的冲动来自于征服的本能。”这种征服的本能常常通过游戏的方式表现出来，并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及以后的历险记叙事中被进一步置换。

陈书乐的小说《蛛王》（《钟山》1993年第1期），从儿童视角切入传统历险记的叙事模式，讲述了一群孩子组成“长征队”去百里山脊探险的故事。这些孩子轮流充当叙述者叙述“长征”的进程，然而，他们却花费大量的时间分析其他队员的家庭环境，阶级成分和“长征”动机，并且相互怀疑和攻击，对革命身份纯粹性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长征”这件事本身的关注。虽然陈书乐套用了历险记的叙事模式，将故事的地点置于百里山脊之上，但百里山脊的异境特色显然不是小说的核心。当孩子们冒险的行为被冠以“长征”之名的时候，小说便蒙上了一层政治底色，驱动历险记叙事向前发展的动力也相应发生了改变。《蛛王》虽然在叙事形态上接近于传统的历险记叙事，但它表达的，却是儿童对成人世界盲目模仿所带来的恶果：他们几乎都死于这次的冒险行动中。虽然小说中的历险和革命已经合为一体，但陈书乐拒绝《小兵张嘎》和《闪闪的红星》这些作品对儿童参与革命的乐观态度。儿童在历险的最后非但没有战胜困难、获得成长，还走向了死亡。儿童革命神话中的不和谐的噪音无限放大，惹人深思。

如果说陈书乐的《蛛王》还保留了历险记叙事的显在形态，那么王安忆的《墙基》则直接把儿童的成长过程视为一种冒险的形式，把儿童发现自我视为历险的成果。《墙基》中的孩子们，以游戏性的心态模仿暴力革命，去501弄的老教授家搜查。但主人公阿年却在搜查时发现了老教授女儿独醒的日记，并在阅读日记的过程中颤抖地发现了人的尊严。这篇发表于1981年的小说，第一次呼唤出了群体儿童中的个体儿童。

余华先锋时期的代表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延续了王安忆的探索，对历险记叙事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反叛和改写。虽然小说的开头以极富运动感的描写呈现出主人公在空间上的位移轨迹，但远行的结果却不再是抵达实际的目的地，而是抵达一种“心理真实”，“那时我感到这篇小说十分真实，同时我也意识到其形式的虚伪，是针对人们被日常生活围困的经验而言。这种经验使人们沦陷在缺乏想象的环境里，使人们对事物的判断总是实事求是地进行着。”（余华语）未成年人在独自面对成人世界的时候，总是被未知的环境和随之而来的紧张焦虑包裹着，所以“我”不断想要在陌生的风景与熟悉的事物间建立联系。但主人公在远行的过程中，原先的生活经验被一次次否定并且遭受挫折，甚至还遭遇了一次莫名的围殴。“我”的历险因此更像是从既有的秩序中脱离出来，并且通过全然陌生的体验重新认识世界的过程。“我”最终失去了父亲为“我”准备的红色背包，意味着“我”不再承袭父辈经验，并“通过与原先的秩序整体‘脱嵌而实现了‘个人主义的转向，‘内在自我被发现并被赋予独特价值”。（金理语）《十八岁出门远行》实际上是借历险记叙事来展现未成年人向成年人转变过程中，形成“自我”意识的心理动态。在另一篇作品《在细雨中呼喊》中，余华也采取了儿童视角来叙述“我”在世事磨难下的成长。“我”被周围的世界拒斥在外，不断地漂泊在南门、孙荡和学校间，精神无依无靠。然而，“我”却在成长历险的过程中，逐渐与孤独的心灵世界和冷漠的外部世界和解，确立起自我心灵的精神乌托邦。

苏童以儿童视野进行历险记叙事的书写与余华有某种对位性，其中《沿铁路行走一公里》和《十八岁出门远行》都在地理位置上有明显的位移。在《沿铁路行走一公里》中，“剑”因为妹妹的死亡陷入了孤独和阴暗的情绪中，外出历险为“剑”创造一个心灵的出口，他通过沿着铁路行走、漫游来找扳道工人老严聊天反抗孤独，排遣情绪。《乘滑轮车远去》《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和《黄雀记》等作品又与《在细雨中呼喊》所呈现的成长型历险相似，勾勒出儿童在经历生理和心理异变的挑战之后自我意识逐渐生成的动态过程。毕飞宇的《玉米》三部曲从少女的角度勾勒出她们的成长异变，其中玉秧的成长历程最具有历险记叙事的特点，她的精神异变的发生地主要在学校。相较于农村的熟人社会，学校环境的陌生化特质更为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当这些作家以儿童视野切入历险记叙事的时候，小说中往往存在着或隐或显的暴力因素。历险记叙事中主人公不断克服苦难，战胜敌人的行动，本就蕴藏着一种暴力性的征服欲望，但传统的历险记叙事的英雄崇拜却对这种隐性的暴力报以赞同和肯定的态度。“十七年”时期和“文革”时期的历险记书写也同样为暴力尤其是革命的暴力赋予正义，即使是以儿童为主角的历险记叙事，也在力图完全抹除儿童和成人之间的差异。儿童在革命斗争中的暴力行为，被革命的滤镜净化。“文革”后的历险记叙事，在发现儿童的同时，也发现童年和革命暴力之间的不和谐。促使儿童走向历险过程的首要原因就是对成人的模仿，亚里士多德认为模仿是人的自然倾向，而儿童的整个成长过程就是一种模仿。无论是《蛛王》里的儿童还是《墙基》中的阿年，他们都成长在那个狂欢混乱的革命年代。受层出不穷的暴力事件的直接影响，这些儿童纷纷走出具有保护功能的家庭外出开展革命，他们的结局只有两种，不是因为在信服暴力中走向死亡，就是在施暴中产生自我意识而觉醒。另一种历险记叙事中的儿童，他们并不是因为暴力崇拜和英雄情结而出走和漂泊，相反，他们却因为被家人或朋友抛弃被迫地走上人生的历险。这一类儿童被那个年代的暴力拒绝在外，以边缘人的身份旁观整个时代，他们或许不是故事的主角，但却具有明显的成长性（如《在细雨中呼喊》《罌粟之家》和《黄雀记》等）。这些儿童的成长历程也与作家本人的童年经验相重叠，苏童提起自己的童年说到：“我从来不敢夸耀童年的幸福，事实上我的童年有点孤独，有点心事重重。”这批出生在五六十年代的作家在童年体味到的压抑、焦虑、孤独和恐惧的情绪，以儿童的成长历险叙事反刍在作品中。张永杰和程远中在《第四代人》中把“文革”中长成的人划分为第三代人，并认为这代人被称为“边缘人”，他们在以儿童视角进行写作的时候，常常让作为叙述者的幼童“我”无所不知、任意穿梭，以边缘人的角色旁观整个时代。这些儿童的成长经历与整个时代格格不入，是完全意义上的个人化的冒险，似乎稍有不慎，这些孩子就会跌入闭绝的深渊。

中国直至五四才“发现儿童”，沈从文、萧红和骆宾基等现代作家在这一发现的基础上创作出了名篇作品。在新中国诞生之初，在政治巨大的规训力量影响下，儿童与成人的差异性被忽略甚至消除。直到八十年代，在文学创作从整体走向分裂，从客观真实走向心理真实，从外部走向内部的大背景下，儿童视角渐渐繁盛起来。“儿童的发现乃是人的最后发现之发现”（王泉根语），当作家在历险记叙事中发现儿童视野的时候，他们也发现了一把重写历史的利器。被革命荫蔽的儿童心灵中的创伤和隐痛，在这些作家的书写中褪去了隔板，鲜活地展示出来。由此产生的叙述张力，也为作品博得丰富的文学性。

责任编辑 梅 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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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18